02 2020/06

失之交臂——《民法典》中的違約方合同解除權

王慶瑞律師  汪南律師


全文共計4840字,閱讀需要15分鐘


        合同的解除權在商事交易中,一直以來都被作為訂立契約時的重要考量,不僅能使締約方雙方解除束縛,更有著及時減損的效益價值。通常情形,賦予守約方合同解除權并無爭議,但對于特定情形下違約方是否享有合同解除權,在實踐當中爭議頗大,甚至于此種爭議貫穿至《民法典》編纂的全部過程。故本文寫作初衷在于希望將該問題拋出,揭示《民法典》563條頒布前后的曲折變化,以引起實務與理論界的雙重重視。

一、司法先行——違約方解除權的興起


(一)“馮玉梅案”最高院打響的第一槍

        2006年最高人民法院公報案例“新宇公司訴馮玉梅商鋪買賣合同糾紛案”(以下簡稱“馮玉梅案”),在全國范圍內首次提出了違約方享有合同解除權。
        該案的基本情況:1998年新宇公司曾與馮玉梅簽訂了一份商品房買賣合同,約定:向馮玉梅出售時代廣場第二層分割式商鋪。合同簽訂后,馮玉梅按約支付了全部房款。但一直未辦理產權過戶手續,新宇公司隨后將時代廣場內的自有部分租賃給江蘇嘉和百貨有限公司經營。但江蘇嘉和百貨有限公司經營不善,被哄搶而倒閉。該時代廣場中大部分購房人所購房屋亦無法正常經營。在此期間,部分購房人及債權人集體上訪,要求退房及償還債務,新宇公司的出資股東亦發生了二次變更。

        新宇公司陸續與大部分購房人解除了商品房買賣合同,辦理了退房手續,剩余包括馮玉梅在內的少部分購房人未辦理商品房買賣合同的解除手續。整個時代廣場處于閑置狀態。之后新宇公司為盤活資產、重新開業,擬對時代廣場的經營格局進行調整,將包括馮玉梅所購商鋪在內的全部經營面積重新規劃布局,并準備進行施工。2003年新宇公司兩次致函馮玉梅,通知其解除雙方簽訂的商品房買賣合同。隨后新宇公司拆除了馮玉梅所購商鋪的玻璃隔墻及部分管線設施。由于馮玉梅堅持不退商鋪,新宇公司不能繼續施工,6萬平方米建筑閑置,同時馮玉梅也不能在其商鋪內經營。新宇公司為此提起本案訴訟,主張上述情形構成情勢變更可解除本案合同。

        一審裁判:南京市玄武區人民法院判決:新宇公司與被告馮玉梅簽訂的商鋪買賣合同予以解除,新宇公司承擔違約責任。馮玉梅不服,向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提起上訴,要求新宇公司繼續履行合同。

        二審裁判:南京中級人民法院認為:新宇公司在合同約定的期限內未辦理產權過戶手續,已構成違約,又在合同未依法解除的情況下,將2B050商鋪的玻璃幕墻及部分管線設施拆除,亦屬不當。合同法第107條規定了違約責任。從這條規定看,當違約情況發生時,繼續履行是令違約方承擔責任的首選方式。法律之所以這樣規定,是由于繼續履行比采取補救措施、賠償損失或者支付違約金,更有利于實現合同目的。但是,當繼續履行也不能實現合同目的時,就不應再將其作為判令違約方承擔責任的方式。合同法第110條規定了不適用繼續履行的三種情形,其中第(二)項規定的“履行費用過高”,可以根據履約成本是否超過各方所獲利益來進行判斷。當違約方繼續履約所需的財力、物力超過合同雙方基于合同履行所能獲得的利益時,應該允許違約方解除合同,用賠償損失來代替繼續履行。在本案中,如果讓新宇公司繼續履行合同,則新宇公司必須以其6萬余平方米的建筑面積來為馮玉梅的22.50平方米商鋪提供服務,支付的履行費用過高;而在6萬余平方米已失去經商環境和氛圍的建筑中經營 22.50平方米的商鋪,事實上也達不到馮玉梅要求繼續履行合同的目的。一審衡平雙方當事人利益,判決解除商鋪買賣合同,符合法律規定,是正確的。馮玉梅關于繼續履行合同的上訴理由,不能成立。

        該案是我國司法實踐中首次判決支持違約方解除合同的經典案例,是個案推動法律進步的典型。其后在全國法院判決違約方享有合同解除權的案件中,多數都在重復著馮玉梅案的說理,并據此作出支持違約方解除合同的依據。南京中院二審當中的表述,幾乎成為了經典裁判規則,馮玉梅案的影響由此可見一斑。

(二)潛在的問題——《合同法》110條與違約方解除權的關系

        自“馮玉梅”案后,全國各地法院紛紛支持了以賠償損失代替繼續履行的訴求,并且在大量說理中援引了與南京中院同樣的法規,即——《合同法》第110條:



        事實上,該條為在一定條件下排除繼續履行的規則,但很多法院卻以該條為直接或間接依據作為違約方可以解除合同的依憑。然而,繼續履行排除規則與合同解除并非同一概念。在長期司法實踐中,正是由于這一層關系沒有被深刻厘清,間接導致違約方也可以享有合同解除權喪失了其存在的合理性,也為其最終未走進《民法典》埋下了伏筆。(詳見后文圖2)


二、立法博弈——違約方解除權的浮沉跌宕

        以下為《民法典》編纂過程中,關于違約方是否應享有合同解除權的增減過程:



(一)《民法典》一審稿——平地驚雷

        在《民法典》一審稿起草過程中,結合此前大量司法實踐判例與實務調研,專家學者們首次將違約方享有合同解除權寫入了草案353條第三款,賦予了合同違約方的在一定條件下享有合同解除權,雖然草案中的表述是否合理有待商榷,但從一審稿中反映出部分學者及實務工作者已關注到合同履行的效率與公平價值,而非單純以嚴守合同規則去限制商業發展,這一點應是值得肯定的進步。


(二)《民法典》二審稿——白紙上的博弈

        經歷過一審稿的研討,多數人贊同了將違約方享有合同解除權寫入法典,但這并不意味著承認違約方解除權的正當性,賦予其這種權利,僅僅是希望當陷入合同僵局時,能夠及時止損并最大限度的促進物盡其用,保證資源不被空耗。當然,違約方在解除的同時必然要承擔違約責任等一系列后果。于是為了更精準的傳遞出這層意思,二審稿中增加了守約方“濫用權利”一詞,試圖從側面表明除了考慮合同本身的經濟價值以外,違約方享有解除權的合理前提是守約方執意不行使解除權構成了權利濫用,繼而動搖了民法本身的誠實信用原則。

        不過在二審稿的審議過程中,對于是否應將違約方享有解除權寫入終稿中,各專家學者還是自動分為了兩派,其中:


        因此我們不妨關注二審稿中關于“違約方享有合同解除權”的表述:

        “合同不能履行致使不能實現合同目的,有解除權的當事人不行使解除權,構成濫用權利對對方顯失公平的,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機構可以根據對方的請求解除合同,但是不影響違約責任的承擔”。

        我們對二審稿中的立法表述進行提煉,可以看到起草者在構建“違約方享有合同解除權”時需滿足以下條件(如圖1):



        從圖1我們可以進一步發現,贊同派肯定違約方享有解除權的同時,希望通過對其加以一定程度的限制,以達到兼顧“效率與公平”的目的,再進一步說效率價值是贊同派不可動搖的基石。

        對此值得一提的是,在《民法典》合同編的審議過程中,最高人民法院2019年11月通過的《全國法院民商事審判工作會議紀要》(亦稱“九民紀要”)第48條,該條規定名為“違約方起訴解除”被譽為是呼應《民法典》二審稿353條第3款的“司法同盟”,而且還對《民法典》草案中的違約方訴訟解除規則做了更加清晰務實的改造。

        至此,我們可以看到,在對于違約方享有合同解除權這一問題上,無論是從一審稿到二審稿專家學者的字斟句酌,還是司法體系內的遙相呼應,法律界的各個階層,都在用自身力所能及的方式為此做出貢獻。


(三)《民法典》頒布前夕——反對派的絕地反擊

        正如我們最終所看到的那樣,在兩會審議通過的《民法典》中,將此前一、二審稿中關于違約方合同解除權的表述全部刪除,幾乎與原有《合同法》94條并無差別,似乎一切又回到了原始的模樣。這其中變化的主要原因是由于在《民法典》最終的審議中,反對派進一步提出了反駁觀點,致使該款最終與《民法典》失之交臂。但,與其說反對派的觀點如何犀利,倒不如說在最終審議過程中,二審稿的起草方未能自圓其說,留下了漏洞空間。

        部分學者認為,《民法典》二審稿最大的敗筆是用了“不能履行”、“合同目的”、“濫用權利”、“顯失公平”四個不確定概念組成了“違約方解除權”這樣一個更大的不確定概念,進而導致了一個貌似構造混亂、適用困難的不確定規范。不幸的是,這一缺點被反對者抓住,并將其踢出了《民法典》草案。具體來說:


1.客觀條件的邏輯混亂

        “不能履行”一詞的運用,使得作為違約方解除權客觀條件中的“不能履行”與《合同法》第110條的排除繼續履行請求權存在體系矛盾。因此反對派提出一點反駁;既然大量的司法判例所考慮到的“成本—收益”原則,是賦予違約方合同解除權的實踐基礎,因此違約方享有合同解除權的效率價值在于履行成本過高,然而“履行不能”一詞的使用等于排除了“履行費用過高”的情況,使得履行費用過高這一情形,處于既不能履行又不能解除的矛盾狀態。應該說反對派這點質疑是致命性的,贊同派并沒有完美的運用立法技術規避這個問題,喪失了其引以為傲的效率價值支撐。(如圖2)

2.價值條件的用詞不當

       “濫用權利”——從字面含義應為積極的行使權利,而守約方不行使解除權,并不能用濫用權利去表述。其次“顯失公平”——不僅要求利益顯著失衡的結果條件,還要求利用對方處于危困狀態或者缺乏判斷能力的主觀條件。守約方不行使解除權的行為最多造成當事人之間利益顯著失衡的結果,其只能滿足顯失公平的客觀條件,而不滿足顯失公平的主觀條件。同樣在公平價值這一環節,贊同派依然出現了重大的立法失誤。反而一審稿中的“明顯不公平”這種非法律術語,更能精準表達出贊同派的公平價值判斷。
        在《民法典》頒布后,關于違約方是否應享有解除權的爭論,還會繼續很多年,而反對派部分學者主張援引情勢變更原則去解決此類僵局,也可能因情勢變更的適用標準難以確定而前途未卜。在本次《民法典》的修訂過程中,條文表述或許只是技術問題,但似乎不能因技術瑕疵否定其重大的現實意義,我們惋惜的并非真理就此被掩蓋,而是或許我們錯過了一次如此接近真理的機會。
        本文最后想引用劉承韙教授在《民法典》終稿后的一段話:
        “我們都很期待新中國的第一部民法典能以銳意進取之精神和開拓創新之姿態寫入違約方解除合同等先進規則。這讓我不僅想起了情勢變更原則在我國入法的艱辛曲折經歷。從1999年合同法立法時在草案中出現到最終遺憾淡出,到10年后的2009年司法解釋的填補漏洞,再到今天終于被寫入民法典,整整花了20年的時間。
        所以當違約方解除合同規則跟20年前的情勢變更原則面臨類似際遇時,我們或許應該有更好的作為。違約方解除合同規則入典,何必像情勢變更原則一樣再等20年呢?又何必凡事司法先行呢?立法機關應當正視問題,勇于擔當,敢于創新,為中國民法典而奮斗。”

余   論

        如今的中國不再是建國初期,不再需要照搬晦澀難懂的國外比較法。我們擁有龐大的審判數據,培養出理論與實踐結合的一流學者,更有數以萬計的法律工作者。在法律領域,今天的中國也時刻向世界提供著“中國經驗”。我國的立法雖不盡完美但卻一直在路上,這樣的中國、這樣的中國法律,值得所有人的期許與驕傲。我們青年一代有幸見證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一部《民法典》的誕生,但我想比這意義更大的是,在這一部法典編纂過程中,學者們不分南北的傾囊相授、各級司法機關無問勞苦的群策群力,舉一國之力以求功成的壯舉。

        注:本文作為評析,由于字數和時間的限制,并沒有從實體權利運行路徑上給出更為深刻的見地,但還是希望能還原立法過程中曾短暫產生過的博弈、堅持與割舍。